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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作为学术运动的社会学本土化

  发布于 2019-09-21   阅读()  

  本文把中国社会学学科史分解为社会学思想传入和翻译阶段(1895-1920)、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1921-1952)、社会学恢复阶段(1979-1998)和社会学常规化阶段(1999-2018)四个内部分期,并对这四个时段内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源起和表现特征做了初步阐析。

  关键词:社会学本土化;知识社会学;时空嵌入性;理论抽象程度;方法竞争;“价值有涉”

  其次,为了能让中国读者理解西方的思想,学者在译介过程中必须与中国传统思想家进行类比。这不失为一种最早的“本土化”策略。例如严复在解释“群学”时,引用了荀子的思想:“‘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15)取以名其学焉”(16)。同时,翻译和诠释的过程,也是译者自己思想传达的过程。不同的用词,不同的释义,反映了学者之间的不同取向。同样选择“群学”这一语词,康梁所倡导的“群学”侧重“合群立会”之义;而严复对“群学”的理解则被认为更接近西方社会学的原意(17)。具体来看,严复将群学视为开启民智最重要的学问,有总揽其他学科的作用。“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未来也”(18)。严复构想的现代科学知识谱系是以“群学”为中心,以实证为基本方法的。这个谱系不仅仅是“专门化研究”,而且具有奠定秩序的伦理功能(19)。与之相对,章太炎虽然也受到斯宾塞很大影响,但他并不十分赞同社会有机体思想,而是更倾向于吉丁斯的社会心理学与日本学者的社会学思想。比如说,章太炎高度评价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认为“岸本氏之为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虽异于作者,然其不凝滞于物质,穷极往逝,而将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20)因此,日语的“社会学”三字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章太炎沿用。严复并不反对日译的“社会”一词,但是将它的内涵和外延缩小,以和“群”相区别:“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但是后来,严复慢慢接受了“社会”译法。在学界,“社会学”也逐渐取代“群学”而成为主流翻译用词(21)。

  20世纪初期,中国开始建立近代高等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在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知识传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最早的社会学专业基本上都由教会大学开办,比如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浸礼会学院及神学院(沪江大学)。后来闻名遐迩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是传教士步济时创立的。传教士与教会创办的社会学专业并没有停留在理论思辨上,而是积极开展社会调查,进行社会服务。例如步济时领导的对北京市人力车夫的调查、狄特莫对北京百姓生活的调查、基督青年会带领学生参与社会服务等(22)。这些早期的社会调查与社会服务,客观上为中国培训了人才,且这种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风气也为社会学真正扎根本土奠定了基础。但在实地调查中,学生们也逐渐发现在中国严格运用西方调查方法的困难。比如当时中国平民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对数字也没有概念。同时,这个时期的调查对象范围较为局限,资料可能带有偏见;研究者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分析上难免会有错误;调查成果也大多用外语发表,未能在国内造成广泛影响(23)。这些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研究与中国的社会情境是脱嵌的,国内的社会学尚没有摆脱依附而形成主体性。

  另一方面,20世纪之初,一大批中国学子自费或被资助去西方留学,他们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系统学习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20年代他们先后回国,大部分进入大学的教研机构工作,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社会学家。他们在留学时深刻意识到中国的孱弱,致力于用学术研究改造和振兴祖国,改变祖国的殖民地位(24)。同时,他们发现当时国内教学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套用西方教材、讲述西方案例,脱离中国现实的情况(25)。国家政治与学术研究对西方的依附刺痛了他们。1925年,许世廉先生在《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这篇文章从当时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着手分析,倡导建设“本国社会学”(26)。以此为契机,“社会学中国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次运动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第一次集体性的、有意识的本土化实践,它意味着在经验调查、理论探索、知识应用与学科建设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本土化。

  对于民国时期社会学者的群像,学界有不同的刻画方式。比如根据他们的学术实践分为社会调查派、乡村建设派、人口学派、社会心理学派等(27);又或根据研究取向分为文化学派与社区学派,或根据活跃程度区位分为中央学派与燕京学派等(28)。目前,在社会学史的梳理与讨论中,比较公认的是将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学派/社区学派/燕京学派,与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文化学派/中央学派相区分,以考察当时社会学者在学术研究与本土化实践方面的不同取向。

  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文化学派/中央学派(29)的本土化实践,主要反映了一种学院社会学的志趣,其主要目标是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孙本文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采取欧美社会学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的过程(30)。周晓虹认为,孙本文所界定的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欧美社会学家的理论+中国固有的社会资料(31)。这种中国化的努力可以归入费孝通后来所批评的“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旧模式(32)。

  相比之下,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学派/社区学派/燕京学派更重视通过社会调查与社会实验来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吴文藻认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本土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33)。由此可以看出,吴文藻对西方理论的态度既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盲目摒弃,而是谨慎地将其作为试用假设,并格外强调通过实地调查“证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实证取向。当时燕京大学的其他学者也都非常看重社会调查。陶孟和曾感慨“中国的历史没有一部描写人民的历史”,李景汉认为只有通过社会调查才能换来事实,才能线)。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燕京学派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影响的社会调查与社会试验,例如陶孟和对北平生活费用的调研,李景汉开展的北京洋车夫调查与定县调查,杨开道开展的清河实验等。这些扎根本土的研究实践对于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抗日战争期间,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并未中断。由吴文藻、费孝通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陈达、李景汉等人负责的西南联大国情普查所以及以陶云逵为代表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在云南继续着边疆地区社区调查和人口调查的努力(35)。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1952年学科调整以来二十多年的学科沉寂,社会学进入恢复重建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议题再次被学界热议。这个阶段大致包括两个各自独立开展又相互影响的过程:一是港台地区面向学术全球化的本土化运动;二是大陆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中的本土化倡议。港台地区的学术本土化运动主要由港台一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发起,包括金耀基、杨国枢、黄光国、叶启政等,以1980年在台湾举行的“社会与行为科学的中国化”讨论会、1983年在香港召开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讨论会等研讨会为标志。本土化讨论之所以在港台地区再次兴起,首先是因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学专业在台湾、香港地区培养的第一代年轻学者学成归来后,困惑于西方的学术传统与中国现实情境的差异(36)。其次,虽然当时台湾、香港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但在世界体系中的边陲地位没有改变,欧美的主导地位使得港台的学术和文化也沦为附庸,这使得港台学者将本土化视为一种获得学术自主性和文化独立地位的努力。例如杨国枢认为:“40多年来台湾的心理学一直是美国心理学的附庸,缺乏应有的自发性与独创性。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拿掉西方心理学(特别是美国心理学)及模仿西方心理学所获得的一点研究成果,我们几乎就一无所有”(37)。金耀基先生则主张应当在全球体系中重新定位中国文明,在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38)。